白奚：黄老与阴阳家

　　梦见鞭炮以上所论四时教令、阴阳刑德、阴阳灾异、阳尊阴卑四种理论，都与阴阳观念有着密切关系。笔者认为，这四种理论都是先秦黄老将阴阳观念运用于人类社会伦理领域而做出的思想创造，是黄老对春秋以来阴阳观念做出的重要推进。由此必然联系到一个重要问题，即黄老与阴阳家的关系。以往学界通常把四时教令、阴阳刑德等思想归之为阴阳家，而笔者认为这四种理论是战国中期黄老之学的思想创造，为战国晚期阴阳家汲取而成为阴阳家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理由如下。

　　一是阴阳家是先秦重要学术流派中最晚出现的一家。一般来说，某家之学之所以能够称为“家”，须具备代表人物或创始人、代表著作、独具的思想体系、传承系统等条件、要素，用这些条件、要素来衡量，阴阳观念虽产生甚早，但一直比较零散，还不能称为阴阳家，直到战国晚期的邹衍才开创了学派并有人传承。而此时的黄老之学，至少已活跃了半个多世纪。

　　二是现存史料所见的邹衍思想，其中只有五德终始说和大九洲说，并无四时教令等思想内容。邹衍的著作早已亡佚，其中是否包含了四时教令等思想，尚无确凿。据《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艺文志》，阴阳家思想的要旨是“序四时之大顺”、“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即所谓四时教令。当然，我们可以推论，既然四时教令等思想是阴阳理论的主要内容，邹衍作为阴阳理论的集大成者，思想中理应包含这部分内容。但退一步说，即使邹衍著作中确有四时教令等思想，也不可能是首创或独创，因为在他之前的黄老之学中就有了比较成熟的四时教令等思想，《黄帝四经》《管子》早于邹衍，这在学术界是没有的。

　　三是《黄帝四经》是黄老派的奠基之作，内容反映了战国中期黄老的思想，其中的四时教令等思想是迄今所见最早的以阴阳推论社会与伦理的史料，明显早于邹衍。《黄帝四经》的四时教令、阴阳刑德等思想推以明人事，将早期的阴阳观念提升为哲学理论，这对于阴阳理论的发展至关重要，显然，阴阳观念如果一直停留在用来解释异常的自然现象阶段，就不会大行于世并发展为一家之言。可见，阴阳家终能成为“六家”之一，离不开《黄帝四经》的理论贡献，也离不开《管子》《庄子》外杂篇等黄老著作对这一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四是阴阳家是阴阳家的简称，邹衍“深观阴阳消息”、“明于五德之传”学说即阴阳说与说的结合，而《黄帝四经》却只见阴阳不见，说明成书时阴阳说与说尚停留在各自发展阶段，未合流为阴阳说，但四时教令、阴阳刑德等思想已在《黄帝四经》中出现并比较成熟了。阴阳说与说合流于《管子》，学界对此大体无，没有阴阳说和说的合流，就不会有阴阳家的出现。邹衍创立阴阳学派，离不开《黄帝四经》《管子》的理论贡献。

　　五是《黄帝四经》的四时教令、阴阳刑德等思想，在《管子》中大体都有传承和发展。《管子》成书于战国中期，早于邹衍，可看作《黄帝四经》与邹衍之间的中间环节。如果齐人邹衍的已佚学说中包含四时教令、阴阳刑德等内容，也应是通过齐文化的代表著作《管子》传承而来。

　　六是《吕氏春秋》的“十二纪”、《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等文献中确实包含着丰富的四时教令、阴阳灾异等思想，但都是阴阳家出现后的作品，有可能传承自阴阳家，也可能直接传承自黄老，需要具体论证。

　　七是黄老的某些同阴阳观念有关的思想乃是自家独有的特色理论，如阳尊阴卑的理论仅出现在《黄帝四经》中，邹衍的遗说以及《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典籍中都未出现。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对阳尊阴卑的思想大加发挥，这部分内容只能是直接承自黄老，同阴阳家并不相关。

　　总之，四时教令、阴阳刑德、阴阳灾异、阳尊阴卑的思想是黄老的重要思想创造，不能因为其中有浓厚的阴阳观念就把它们看成只属于阴阳家的思想。在邹衍创立阴阳家学派之前，这些思想就作为黄老的理论一直在流传和发展，后来的阴阳家接受了这些思想并纳入自己的体系，成为阴阳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阴阳家对汉代学术思想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很多学者在讨论汉代学术（例如董仲舒）的相关思想时，都把它们看作受阴阳家理论的影响。从阴阳家的成熟形态及其历史影响看，固然是未尝不可的，但不应忽略一个事实，四时教令、阴阳刑德等理论在成为阴阳家学说的有机组成部分之前，曾经作为黄老的重要理论而长期存在。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出土简帛文献与哲学的发展演变研究”负责人、首都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