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重工是一家高度草根的公司，它的四个创始人是湖南涟源一家三线军工企业的同事。其中三一集团的董事长梁稳根和总裁唐修国是中南大学的同班同学，另外两位创始人袁金华和毛中吾则是在那家军工企业的师生关系—哈工大毕业的袁金华是当时企业电大班的教师，而毛中吾则是这个电大班的学生。
上世纪80年代，三一的四位创始人经过多次探索，寻找到了一个重要的商业机会，进入国内短缺的特种焊料市场，积累了企业发展的第一桶金；到上世纪90年代，三一又抓住了一个短暂的时间窗口，通过制造金刚石压机接触到了国内的机械制造；到1994年，在梁稳根和三一的另一位重要人物，现任CEO向文波的推动下，三一预见到已经完成经济初步积累的中国将会迎来一场大规模的建设，发现了当时建筑领域正在发生变革的建筑材料，以输送设备切入市场，最后在中国大规模的建设进程中，成长为世界瞩目、国内领先的工程机械行业企业。
现在，三一重工在全球工程机械行业当中排名第五，已经超越了相当一批国际知名大型企业。在内部，三一重工形成了泵送设备、挖掘机械、面机械、桩工机械等七大事业部，营销和服务网络遍布全国并延伸至全球60多个国家，最高峰时销售额达到700亿元人民币。在关键的泵送设备领域，它的销售额近300亿元，与同处长沙的中联重科集团形成“市场双寡头”竞争格局，三一重工占有55%的份额。
因此总体来说，三一重工是一个高度以市场为导向的国内民营化企业，而且其关键人物也都是一拨技术导向的“理工男”。总体来说，他们并不热衷于，也不太喜欢在场合，而是更喜欢钻研新技术，考虑商业上的市场策略。
这个价值倾向，很明显地表现在三一重工掌门人梁稳根几次在重要场合的讲线年，三一重工成为中国全流通股改的第一股。在事实层面上，三一旗下的上市公司三一重工在股东对价上付出很大代价来确保全流通股改的成功。但在事后，由于股东要求上市公司付出更多利益。梁稳根说：“股市当中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关系就像大猪与小猪的关系，只有大猪（上市公司）努力拱食，小猪（投资者）才有得吃。”
虽然此言说的是实情，梁稳根的这个比喻也来自于博弈论当中经典的“智猪博弈”，但还是引起了的一片哗然。因为当时正处于股改的关键时期，和社会都在强调投资者权益。梁稳根这番话，一方面用了不恰当的比喻来形容上市公司和投资者，更为重要的是他触动了原来已经尖锐的国内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关系，所以引起了的侧目。
类似的言论，在三一还有很多。比如梁稳根说“农村的老婆比别人漂亮”，“如果需要，三一人随时愿意把所有资产献给国家”；向文波说“要抵制国外企业对国内龙头企业的收购行动”，等等。这些公开言论，几乎每一次都使得三一的公关部门非常被动。以至于三一重工的管理层后来在接受采访时变得非常小心。
言论引起争议，当然还是小事。况且三一管理层的这些言论，不是反映了事实，就是说明了未来的趋势，因此引起的最多就是“茶杯里的风波”。
但随着三一重工的企业规模越做越大，在工程机械核心领域的泵送机械市场上，占据着双寡头地位的三一重工与同城的中联重科之间的矛盾，却引起了一系列的风波。
与三一重工的草根出身截然不同的是，中联重科是标准的科班和世家出身，就公司而言，中联重科改制前是直属于一机部和建设部的长沙建筑机械研究院下属的三产公司，据报道，中联重科董事长詹纯新是长沙本地人，具有深厚的湖南背景，其本人则为湖南省委委员，有多重荣誉称号。
中联重科成立之后，几乎与三一一样从混凝土泵送机械起步，先后反向将长沙建机院的混凝土研究室和机械厂并入公司，并很快成为建设部挂牌的商品混凝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之后又通过一系列的并购，将湖南机床厂、中标实业公司、浦沅集团纳入旗下，产品领域也扩张到泵送、重型车辆、起重机械等多个领域，成为长沙本地工程机械行业同样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比较这两家公司的背景和成长经历，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虽然占据着工程机械市场当中主要的生产者地位，但是三一的成长经历更为市场化，主要依靠的是以进口取代为核心的产品创新，以及由此带来的顾客认可发展起来的；而中联重科的发展，则依托着强大的技术和背景。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两家公司的成长，背后都有着中国经济起飞后的市场依托：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大规模建设浪潮席卷了整个中国，地产热潮一直持续到了2013年，在这个浪潮之下，主业在工程机械的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其实都是市场的受益者。只不过努力程度不同，发展的速度也不同罢了。
在市场的上升期中，三一重工与中联重科虽然有一些不睦的因素，但总体还保持着和谐的状态。由于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抓住了市场机会，它们的供应链本地化，累积的财富效应，以及带来的顾客人流，已经使长沙本地工程机械产业初露集群化的苗头。除了这两家公司之外，长沙本地已经出现了一批像山河智能这样的机械类和智能化方向上的企业。
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的不睦，来自于双方在泵送产品方面的市场争夺。到新世纪之后，混凝土输送的主力设备是泵车，一台泵车的售价在数百万到上千万元，所以采购的顾客到长沙之后，通常会选择货比三家，既要看三一的设备，也要看中联重科的设备。而此时，中联重科也已经完成了管理层参股，成为一家具有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的公司，因此三一和中联在市场上的竞争十分激烈。
除了细节上的这种争夺，三一和中联在中联的股权结构、对意大利的CIBA公司收购等方面，累积了很多矛盾，而这些矛盾最后都在市场开始转向的2012年爆发了出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两家处于双寡头竞争状态下的企业，在市场回落之时发生矛盾和摩擦，其实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而且也无关乎企业的政商关系。不过，正是因为中联重科的背景，以及企业管理层对于政商关系的应用，很快使得三一与中联的这种矛盾，变成了一次大型的国内商业公关博弈经典案例。
从2008年开始起，持续热了十年的国内地产市场开始进入供求平衡状态；其间经2009年中央“四万亿”投资的刺激，市场短暂红火；继而在2013年，由于对地产的投机和投资性需求退出市场，地产迅速地变得供过于求。
这个变化对后端的工程机械领域影响巨大，在地产热潮当中，开发商们要的是工程的进度，因此层层分包下来，末端的施工企业一直在添加设备来适应开发商要求。在这十多年当中，中国一直占有着全球工程机械销售的近半份额，同时也使得国内的工程机械保有量迅速地上升，这使得地产热潮降温之后，施工企业保有的设备一下子变得够用，甚至是过剩了，因此新添置工程机械的需求骤然转冷。
市场的这个变化来得太过突然，客观上与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已经在工程机械上累积的巨大产能发生了剧烈冲突。矛盾则非常具体地表现为双方对市场上不多的采购量的激烈争夺上。一些超越竞争边界的事情开始出现了。
2009年，长沙市岳麓区对三一重工商务部员工文成以非法获取商业机密实施。法院认为该员工通过行贿手段以非正常手段获得中联重科的核心商业机密。不过三一重工负责处理此事的高管向文波指出，此案当中的重大疑点是这个进入三一重工的员工，在长沙市的户口却登记为中联重科的集体户口，意为此事可能为中联有意安排。
到了2010年，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的独子梁在中在办事上险些被三名着人员拦车后带走，只是由于司机加速才得以离开现场；后经法院调查，称三人为民间的“调查公司”，而三人中有一名在调查过程中还跳楼。三一重工为此报案，直指中联为此事幕后。此后在2012年，梁在中的助理还在取国际邮包之时，被长沙海关缉私局的三名工作人员，达六小时。
2010年，三一重工已经准备将旗下一部分资产安排在港上市，正在最后的关键时刻，网上曝出了一张“三一重工对大客户的行贿名单”，将三一重工已经有的和正在争取的央企大客户大量罗列其中。由于此时三一与中联的矛盾已经白热化，此事一经出现，即有人怀疑是中联所为。因为此事直接使得三一的在港上市融资300亿元计划泡汤，同时还使得三一与相当一部分央企的关系受到影响，并引起了中央决策层的高度关注，湖南省经过调查之后，宣布“三一重工不存在材料当中所述事实”。但对双方的竞争来说，结果却已经酿成。
到2013年，广东《新快报》记者陈永洲被长沙警方带走，原因在于《新快报》以陈永洲的名义连续报道“中联重科财务造假”，而且港交所和证监会也收到了相关材料。此事发生后，《新快报》连续在头版放人，结果陈永洲却随后在央视节目中公开承认自己收受贿赂，做的是虚假报道，还承认因为向证监会和港交所递交材料，获得了50万元好处费。电视镜头所到之处，陈永洲交代材料上“三一重工”的字样赫然在目。
不过，纵观这些事实，三一重工的发言人向文波提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多起事件中，三一重工所受到的打击，都由多种力量形成，而三一重工的手段，仅限于调动力量打口水战。也正是因此，这种没了底线的商业博弈最后成了政商博弈。
2012年11月21日，梁稳根在长沙三一星沙产业园的高管早餐会上宣布：三一将把注册地迁向，位于这个工业园区的数百个总部部门都将在三个月内搬迁完毕。同时，国内的《环球企业家》还以《三一恨别长沙》为题，详细报道了作为核心当事人梁稳根的内心动机。
不过，明眼人仅从梁稳根宣布的内容当中，就可以看出三一“迁都”是可进可退的一招博弈棋：因为一家重工企业的是一个生态，“迁都”要想成功，企业必须要得到迁出地和迁入地双方的配合，同时还要以较长时间来完成过渡。
而梁稳根宣布的总部迁移时间又是如此之短，同时迁移的目的地又是已经完成了建设的昌平三一工业园。这就说明三一管理层只是打出了一张仿真的牌，它可以迁移总部，也可以不迁，接下来要看地方对这张牌的反应了。
民营企业用迁址来表达自己的选择权，在国内的公司历史当中并不多见。因为这步棋很可能带来双输的结果。一方面像三一重工这样的大型民企迁址对于地方经济会有相当的冲击。前文已述，三一重工最高时的销售额达到700亿元，由此产生的税收可想而知。如果三一内部达成一致，抽身离长沙而去，那么地方经济的财政将突然失去平衡，缺失一大块。而我们知道，财政支出具有一定刚性色彩，这种大起大落对于地方经济将构成一定的打击。
而更为重要的是，就当下整个地方经济和机械产业发展态势来看，由于三一、中联以及相当一批机械类企业的发展，长沙甚至湖南全省都形成了一个鲜明的特色产业。甚至可以说，这种经济带的特色，是代表了中国产业发展的未来趋势的。从已经形成的产业结构看，在长沙及周边地区形成像美国的休斯敦航天产业、的汽车产业等世界闻名的产业带也不是没有可能。而如果三一迁址，则湖南缺失了特色产业当中的龙头企业，则三一同样损失了由于地方发展产业带来的重要便利性。
在接下来的数月当中，三一集团确实把注册地改到了，而在总部迁移方面，却进展不大。当时传言，梁稳根、唐修国和向文波等一众三一高管都在有了自己的办公室，不过三一的员工都知道，这并不代表着什么。因为三一的布局早就完成了全国化，以上高管不仅在有办公室，在昆山、上海甚至是珠海的三一产业园中都有自己的办公室。庄巧涵献b门全套图重要的是，三一集团这些领导人的主要办公地仍然在长沙。
从更广义的角度看，正如湖南省的相关官员在此期间的有关一样，其实三一得到湖南地方的支持，力度并不小。不过，更具有市场色彩的三一重工管理层，要求的显然不仅仅是地方对自身发展的支持，更多是要求在执法上的公平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场博弈，其实已经体现了中国在政商关系上的进步。
地方的回应也来得很快。两个月后，湖南省长徐守盛在2014年的一次会议上，脱开正常的讲话稿，字斟句酌地对与会代表说：“要千方百计地支持像三一重工这样的民营企业发展。”而且在此之后，湖南省的多位高级干部在各种不同的场合都表明了这个态度。
细心人可以发现，从时间节点上看，陈永洲事件发生在这一场博弈之后。不过，从这场口水战的结果来看，无论三一还是中联重科，都采取了较之前要得多的态度，三一更是对此事件保持了耐人寻味的沉默。
向文波在此事件之后代表三一说，“（中联和三一）之间的这种博弈，应该会在三一的规模做大到再上一个数量级之后就会结束。”三一管理层所持的积极态度也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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